1950年:脱胎于民间传说和真实故事的《白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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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看到一本书,叫《忆王滨》。这名字很陌生,把书翻翻,才知道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就是由他导演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他和水华联合执导了《白毛女》。

  白毛女的故事对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还是能留下印象的,先是歌剧,后有舞剧、京剧。这故事实有其事,1945年,八路军的文艺战士从河北农村带来了兼奇情与浪漫为一体的复仇故事。抗战刚结束,国共两党决战在即。《白毛女》的出现,对当时的各级指战员起到了巨大的精神动员的功效。曾有战士看《白毛女》过于投入,竟打开了枪栓,要把舞台上的“黄世仁”毙掉,可见文艺的力量不可小觑。不少战士在抛头颅、洒热血之前,写的决心书都是要杀尽千万个黄世仁,解放无数个喜儿。毛主席看了《白毛女》之后,也说过:不革命,行吗?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白毛女》就作为影像的方式作了永久的保留。同样赢得巨大的轰动,长着苹果脸的田华和有着鹰钩鼻的陈强靠此片,为他们以后的电影表演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陈强的反派由此开端,并维系多年,直到“文革”后与其子陈佩斯的合作,才使他变成一个憨厚、可爱的老头。而田华此后的角色注定要大义凛然了。饰演大春的李百万,在其后的银幕生涯中,也多以朴实勤恳的青年农民形象为主。也就是说,《白毛女》的出现必须使演职人员保留在剧中的风范,那是样板戏之前,中国最成功也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样板。有着行之有效的文艺策略和朴素而不乏激愤的艺术感召力。

  本片的摄影钱江可以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摄影第一人,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顾长卫,和顾长卫一样,也做过导演。他是中国情报工作者钱壮飞的遗孤,22岁时来到延安,第一部影片是《中华女儿》,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也是他摄影。其他创作人员也大都有着延安文艺战线的背景,他们和上海左翼电影书卷气不同的是,更贴近生活,更能与当时民众的疾苦产生呼应。《白毛女》中辽阔的冀北风情也是十里洋场的霓虹闪烁所不能比拟的,也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白毛女》在同期作品中,算是能接受时间考验的作品,不仅与它的样板地位有关。

  它朴拙而充溢崭新力量的电影手法同样值得后来人重视。杨白劳按手印的场景,至今看来,仍令人心绪不宁。再好比黄世仁侮辱喜儿之时,镜头升高,祠堂的匾额上书“积善堂”,此类赋、比、兴的蒙太奇语言,在后来的中国电影当中可谓屡试不爽。

  有必要说一下水华,这位留学日本的中国第三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成就极高的一位电影人,陈凯歌、田壮壮说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超过水华。《白毛女》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可以说,水华其后的每一部作品都超过了《白毛女》。□赛人

  相信每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中国人都很难抹去“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集体记忆,从前也许并不能很好地理解那唱词中的悲苦无助,直到站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半百之当口,同时也站在上世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之上,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兼具着奇情和浪漫的复仇故事,寄托了当时中国人民被欺压的痛苦和奋起反抗的普遍心情,《白毛女》被传唱至今,也源于此。

  1949年底或1950年初,上级通知让我去北池子甲34号,见几位导演、摄影、化装等创作人员,有水华、吴蔚云、钱江、汪洋等几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汪洋说:“可能是选喜儿。”到了以后,他们一边问我话,一边围着我转,从各种角度仔细地审视我。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电报,通知我电影《白毛女》的主角已定,由我扮演,并要我尽快赶赴东影(长影前身)。到长春后,我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王滨导演。我虽被选上演喜儿而感到荣幸,但同时,又因不懂电影和他的严肃而感到恐惧。我当时是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演员,而我出生在河北农村,正好与《白毛女》的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是同一个地区;在舞台上,一直扮演农民形象,身上有一股乡土气息,大概这些都是导演反复考虑的方方面面。

  到外景地平山县后,王滨导演对我说:“别看你生长在农村,但还是要体验生活。”于是大伙儿根据喜儿这个角色,为我找了几个农村姑娘,逐渐唤起了我对农村生活的回忆,把握那种特定的感觉。王滨告诉我,镜头就是观众,在镜头前面塑造人物,要比舞台上更加生活化。演员既要有镜头感,又要没有镜头感。因此,站在镜头前,就不能老想着我自己;适应了,就不做作了。这些都对我以后的表演有着很大的启发。记得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地里割谷子,王大婶送饭来喊着:“春儿,喜儿吃饭了!”我从谷穗当中一抬头,一抹汗,怀里抱着谷穗一亮相,大家都说一个地道的河北农村姑娘活脱脱出现在银幕上了。

  《白毛女》最初放映时,在农村反响特别强烈。甚至在国外影响都很大,1951年有几部片子参加了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第六届电影节,《白毛女》荣获了特别荣誉奖。我去前苏联看到喜儿说着俄语;去日本,看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世界各地,一听到《北风吹》歌曲,人们就知道是《白毛女》。

  曾任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杨润身先生,是电影《白毛女》的编剧。今年已经82岁,现居天津,年过花甲的他还经常回到平山的老家坐在乡亲们的地垄炕头上,他说毛主席说过“平山是白毛女的故乡”。

  杨老先生说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杨白劳式的人物。他9岁时就听奶奶讲过白毛女的故事,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村剧团开始排白毛女的戏。因为一个什么契机《白毛女》被搬上银幕呢?杨老说:“在40年代末,歌剧《白毛女》在民间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香港那边想把歌剧改编成电影,新中国刚成立的电影局了解了有关情况,认为我们最有条件来把这部电影拍好。当时设备条件最好的是‘东影’,就决定由‘东影’来拍。为什么我成了编剧之一呢?电影局已决定由水华和王滨来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他们知道我曾经组织村剧团做过《白毛女》的戏,就很周折地找到天津,后来找到当时在平山的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那年我28岁。”

  杨老当时为剧本的改编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时有一个《白毛女》的版本,喜儿和大春没有结婚;被玷污的喜儿为黄世仁生下了一个小姑娘。这种结果是观众不愿意接受的,于是把这样的结局改掉了。另外《白毛女》中有杨白劳除夕躲账的情节。杨老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拿自己父亲的经历对照,穷苦人没有欠账的习惯,有一分还一分,决不可能怀里揣着几个钱而四处躲藏。就是要让杨白劳冒雪赶到黄世仁家还债去,钱财两清,黄世仁还不肯放过喜儿,这恰恰更好地表现了地主恶霸的蛇蝎心肠。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写了一年多,摄制耗时九个月,所有的外景地都选在杨润身老先生的老家平山县。

  他还提到就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在老家平山,白毛女纪念馆成立,他的老朋友田华、陈强等都又回到50多年前拍电影的地方,大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很多。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歌剧《白毛女》的艺术生命力十分旺盛,至今久演不衰,且由最初的歌剧繁衍到电影、芭蕾舞剧、京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

  歌剧《白毛女》的原创执笔是贺敬之与丁毅。他们根据当地民间传说和一个真实的悲惨故事为素材,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再提升了一步,创作出最为通俗易懂的新歌剧剧本《白毛女》。1945年4月,在延安鲁艺礼堂公开演出,王昆是扮演喜儿的第一人。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再加上控诉旧社会的鲜明主题,立刻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继《白毛女》的歌剧版和电影版大获成功后,此剧的京剧版创作于1958年,马少波、范钧宏改编,李少春、杜近芳等主演。这部剧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最早尝试用京剧的唱念打来表现现代题材的剧目之一,取得了很多的突破。杜近芳饰演的喜儿,说的是京白,唱的是“西皮”、“二黄”、“高拨子”,以情设腔,声情并茂,恰当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

  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决定将《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芭蕾舞剧的最早雏形,就是由蔡国英、顾峡美等主演的小型芭蕾舞剧片断《白毛女》。时隔不久,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上海,观看了由原来的一幕改成联贯始终的八幕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全剧演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白毛女》至今仍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先后赴港、澳、台及欧美等地区巡演,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整理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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